作者：劉照劍（《中國書法》雜志副編審）

在東海之濱沉睡兩千余年的尹灣漢簡，于1993年出土。其中《神烏傅》簡冊，在文學和書法上有著雙重價值。這件書寫于西漢成帝時期的簡牘墨跡，其內容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完整漢賦實物，其“簡草”書體更印證了中國書法從篆隸向章草演變的歷史進程。

漢簡《神烏傅》（局部）

“簡草”既非純粹的古隸俗寫，亦非后世成熟的章草，而是兩者間的過渡形態(tài)。裘錫圭在《文字學概要》中指出：“早在秦國文字的俗體演變?yōu)殡`書的過程里，就出現(xiàn)了一些跟后來的草書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寫法。隸書形成之后，這些草率寫法作為隸書的俗體繼續(xù)使用，此外還出現(xiàn)了一些新的草率寫法。草書就是在這些新舊草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。”這一論斷為簡草的學術定位提供了理論依據(jù)。

啟功在《古代字體論稿》中強調：“章草之形成，實由簡牘書寫之便。”《神烏傅》簡草的用筆特征，恰印證了這一論斷。其展現(xiàn)出鮮明的過渡性特征：字形保留篆書遺韻，結構趨向隸書扁平，用筆已具章草波磔，形成獨特的“篆隸草化”復合形態(tài)，這是簡草區(qū)別于成熟章草的核心特征。在書體形態(tài)學與書寫機制的雙重考量下，《神烏傅》可謂研究中國書法演變的重要實證。

《神烏傅》篇名以“傅”代“賦”，從文字學層面進一步印證了這一嬗變軌跡。王念孫《讀書雜志·漢書第九》“離騷傳”條，認為“傳”應是“傅”之誤，指出：“‘傳’當為‘傅’，‘傅’與‘賦’古字通。”裘錫圭在《〈神烏賦〉初探》一文中進一步論證：“用來表示‘賦’這個字或‘傅’字，不消說都是假借字，其本字大概是《說文》訓為‘布’的‘尃’字……不論是‘賦、比、興’的‘賦’，還是‘詩賦’的‘賦’，本字都應是‘尃’，所取的都應是‘陳述’‘鋪陳’一類的意義。所以不用‘尃’而用‘傅’‘賦’，可能是由于‘尃’義引申之后聲調發(fā)生變化的緣故。”“傅”借為“賦”，這種文字假借現(xiàn)象，恰與簡草書體“舊形新用”的特征同頻共振?！渡駷醺怠芬?lsquo;傅’代‘賦’，實為秦漢文字過渡期的典型例證，可謂是書體演變的實證，印證了漢代“書文一體”的創(chuàng)作傳統(tǒng)。

《神烏傅》的書法藝術呈現(xiàn)出獨特的時空特質，既有春秋時期《侯馬盟書》、戰(zhàn)國《包山楚簡》《郭店楚簡》等簡牘的率意灑脫，又具隸書的波磔之美。進入秦漢時期，書寫的自由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，其字形雖說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戰(zhàn)國時期的痕跡，但已完全解散了篆體的基本特征。

對于《神烏傅》書法的風格特點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：

其一，字形特點。一是形體省減，省減筆畫，簡化偏旁，如“殃”省去“歹”寫作“央”，“枝”省去“木”寫作“支”，“趾”省去“足”寫作“止”等。二是同聲替代，如“綱”寫作“剛”，“揚”寫作“陽”等。三是古文通假，如“汝”寫作“女”等。這些簡化現(xiàn)象反映了文字演變的過程。

其二，用筆技法。簡草繼承篆書圓轉線條，多為順鋒直入直出，如“聞”“子”等；運用切筆法，如“土”下橫，切筆痕跡明顯；亦有側鋒、逆鋒、藏鋒等。轉折處多保留篆書圓轉與方折并用，如“良”橫折處的方筆已呈現(xiàn)楷書之態(tài)。主筆處理極具特色，少量豎筆作為一字之主筆時，往往加重其筆意，線條圓勁潤厚，恣肆率意傾瀉而下，如“令”“但”“反”等字。而其孕育漢隸、章草波磔特征表現(xiàn)在，橫畫行至中間開始略微上揚，出鋒處呈現(xiàn)上挑之勢；捺筆亦用重筆濃墨，磔筆收束，如“亡”“見”等字的末筆。

其三，章法布局。由21枚簡牘構成的約660余字長卷，在單枚簡長23厘米，寬為0.9至1厘米的簡牘空間里，單字分割極具匠心，大小懸殊達到三倍以上，墨色濃淡變化豐富，突破了篆書對稱均衡與古隸橫平豎直的特點，點畫之間有連筆或筆斷意連，以字形大小錯落、墨色濃淡變化營造出欹側呼應、跌宕起伏的節(jié)奏。尤為值得注意的是“人”“夫”“天”等字捺筆的特殊處理，最后捺筆的粗獷豪放與極力恣肆延伸，形成強烈的疏密對比。這種“疏可走馬，密不透風”的空間營造理念凸顯出書寫者的自由度，以絲毫不遜色今草連筆之態(tài)勢，成為西漢時期簡草的代表性作品，影響了后來的連綿大草的出現(xiàn)。

《神烏傅》的創(chuàng)作背景折射出西漢末年的社會文化生態(tài)。此時文人階層在“獨尊儒術”的文化政策下，既保持著楚辭的浪漫主義傳統(tǒng)，又孕育著新的藝術自覺。裘錫圭評價其“在現(xiàn)存的漢賦里連一篇同類的作品也找不出來”。簡冊中“雌雄雙烏”以擬人化寓言形式的敘事，講述雌雄雙烏春日筑巢時遭盜鳥侵擾，雌烏護巢重傷而死，雄烏決心殉情的悲劇故事。這一故事‌比佚名《孔雀東南飛》、曹植《鷂雀賦》早200余年，比敦煌《燕子賦》早400余年，與這些作品形成跨時空對話，展現(xiàn)了漢代文人“托物言志”的創(chuàng)作傳統(tǒng)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簡草的“俗體雅化”過程，恰與漢代賦體文學的發(fā)展軌跡如出一轍，兩者均源于民間創(chuàng)作，經(jīng)文人加工后成為藝術典范。

在當代，《神烏傅》的藝術特質對書法創(chuàng)作也提供了多重啟示。其率意灑脫的書寫狀態(tài)，為破解“展廳書法”的程式化困局提供了歷史參照。篆隸草化的筆法融合，為當代書家突破“五體界限”提供了創(chuàng)新路徑。這種簡牘體式提醒我們，真正的藝術創(chuàng)新不應割裂傳統(tǒng)，而應在歷史長河中尋找文化基因。

在藝術教育領域，《神烏傅》可作為書法教育的生動范例。其書文互證的特質，有助于培養(yǎng)學習者的綜合文化素養(yǎng)；簡牘書寫的物質性體驗，能幫助理解“筆墨當隨時代”的深刻內涵。這種跨學科的教育價值，使這件漢代墨跡超越了單純的文物屬性，成為連接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的文化紐帶。

《神烏傅》簡冊的出土，猶如打開了一扇時空之門，讓我們得以窺見西漢文人的精神世界與藝術追求。這件“書文一體”的瑰寶，不僅填補了中國文學史與書法史的雙重空白，更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，為當代藝術創(chuàng)作提供了跨越千年的靈感源泉。深入挖掘《神烏傅》的文化內涵，既是對歷史文化的溯源，更是對中國書法未來的期許，讓古老的簡草藝術，在今天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
《光明日報》（2025年04月13日12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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